破除“SCI 至上” 与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
时间 : 2020-06-26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6期 作者 : 朱剑  点击 :

2020 年 2 月, 教育部、 科技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 据此不难判断, SCI 指标将淡出甚至退出学术评价在大概率上将成为事实。 由于现行评价体系深受 SCI 指标的影响, 故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学术评价体系一定程度的重建。 那么,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变化?我们又将迎来学术评价怎样的未来?


文献索引系统何以成了评价体系?
预测学术评价的未来是件风险颇大的事, 但追溯历史总能找到有益的启示。我们不妨从什么是 SCI 和 SCI 指标说起。

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 而 SCI 指标最初仅是遴选 SCI 来源期刊的标准。 这些指标, 只关引文(用引文说明影响力), 不涉内容, 含义及用途都是特定的。 那么, 这套指标是如何越界到学术评价中来的呢? 因其遴选期刊的标准是影响力, 而从宏观角度看, 影响力与学术质量往往具有正相关关系, 可见指标在设立之初就埋下了越界的伏笔。 一方面, 只要 SCI足够权威, 这套指标体系也就权威; 另一方面, 这套指标体系还有一个“客观”“量化”“公正” 的“天然优势”。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科研实力的较量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国力的比拼, 科研对资源的依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资源需要按能力分配, 排名无疑是最直观的途径。 按说排名应基于学术质量, 但在技术上很难具有操作性; 如果能有现成的权威数据, 排名就会既省事又有说服力, 这就为 SCI指标越界提供了机会。 随着 SCI 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其评价作用也被开发了出来, 但开发者并没有重新设计指标体系, 仅在 SCI 指标基础上衍生出一些纠偏算法和指标, 即对学者、 期刊、 机构、 作品等进行排名, 制作成各类排行榜, 终于将原本复杂的学术评价变成了简单的数字游戏。
SCI 指标的越界并未到此为止。 当这种量化排名以影响力评价的名义问世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乃至塑造了普通民众甚至政府部门对顶尖、 一般大学和学科的基本看法。 在其问世一段时间后, 不用说一般高校, 就连原本不怎么在意这些排行榜的著名高校院所也不得不重视起来。 SCI 指标很快进入了高校的管理系统, 向传统的同行评议发起了挑战。 至此, SCI 指标终于成功地越界进入了学术评价领域。


深受 SCI 指标影响的学术评价体系
SCI 为中国学术界广泛知晓是 1980 年代后期的事。 从1987 年起, 受国家科委委托, 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依据 SCI等索引系统, 对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各高校院所又以此为据进行比较排行。 可见,与基本功能文献索引相比, 用于排行榜的 SCI 指标似乎名气更大。
SCI 及其指标进入中国, 除了评价机构的图情专家极力推崇, 还与当时中国学术界正面临的两大机遇相关: 一是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步入了快速增长期, 因此对评价的需求和对公正的渴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而此时普遍采行的同行评议屡遭诟病, 学者们特别是青年学者将公正寄希望于量化评价的引入。 二是国际化热潮席卷中国学术界, 在 SCI 期刊发表文章被视为中国知识产品走向世界、 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捷径。
SCI 指标一旦登堂入室, 成效可谓立竿见影: 一是中国学者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呈井喷式激增, 虽然对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但仅凭此还不足以构建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 更为糟糕的是中国自己的学术期刊因稿源大量外流而成为牺牲品, 作为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基础平台的学术期刊反倒被削弱了; 二是以SCI 指标取代此前的同行评议, 虽然对因权力和人情介入引起的评价不公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但却使得十分复杂的学术评价变成极其简单的数字游戏, 造成了新的不公正。进入 21 世纪以来, SCI 指标已被普遍地运用于高校内部管理, 一直渗透到了基层的科研管理实务中, “ 以刊评文”渐成一种风气, “ SCI 至上” 就此形成。
可见, 强烈的知识输出愿望、 管理部门对简单清晰评价的需求、 学界对公正评价的呼唤、 评价机构对 SCI 的推崇,共同促成了 SCI 指标运用到了学术管理中。 这是一次管理部门、 学术界和评价机构的“ 共谋”, 尽管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现行学术评价有重大缺陷, 已成三方共识。 至少在当时看来, SCI 指标有着修补甚至替代现行评价的优势, 这一点至关重要。


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势在必行
近年来, 随着 SCI 指标在学术评价中负面影响日益彰显,学术界从一开始的满怀希望跌落到了深深的失望, 对运用
SCI 指标进行学术管理的批评之声从渐渐响起发展到了不绝于耳, 层出不穷的学术不端事件则从反面佐证了学术评价的
不合理, 而每年数以几十万计的论文外流更是暴露了舍弃自建平台的学术国际化捷径的缺陷。
但如前所述, SCI 指标的引入是有特殊原因的, 当年引入 SCI 指标的原因是否还在? 第一, 较之 30 年前, 中国的综合国力更加强盛了, 对科研的投入已不是 30 年前所能比拟, 但对评价的依赖不仅没变, 而且更需要科学的评价来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和公正的保障。 第二, 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对公正的学术评价的呼声依然强烈, 甚至比 30 年前更为强烈。 第三, 只要进行评价, 就离不开指标体系, 虽然管理部门和学术界从来没有放弃寻找更合理的评价方法的努力,可除了脱胎或移植于 SCI 的指标, 既公正又具操作性的方法却一直阙如。 没有替代品才是 SCI 及类似指标及各类评价机构持续走红的原因。 第四, 作为一种时代潮流的学术国际化并没有退潮, 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强国, 就离不开学术国际化, 是继续借船出海, 还是自建平台, 是做抉择的时候了。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 当年指望引入 SCI 指标来解决的问题今天不仅仍然存在, 而且更尖锐, 更急迫了。 核心问题依然是公正、 质量和效率。 两部委《意见》 开出的药方是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 完善学术同行评议、 实行代表作评价。 其实, 分类评价、 代表作评价当然只能由同行来完成,所以, 这些举措的核心就是同行评议。如果说实践已证明 SCI 指标并不适用, 剔除它是必要的,那么, 如何保证同行评议的公正就直接关系到评价的未来,《意见》 虽然提出了从道德和制度两方面制约的原则, 但原则如何落地却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重建学术评价体系的逻辑起点
回顾 30 年来的讨论和实践, 不难发现, 评价方法始终是焦点,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种方法,能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评价问题, 但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
笔者以为, 学术评价问题决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 解决评价问题的出路应该是体系的重建, 这需要规划完整的路线图,而首要之事, 就是找准逻辑起点。 十年前笔者就曾提出, 重建学术评价的逻辑起点应是重建学术期刊体系, 而不仅仅是评价方法的改变。 在探索以同行评议取代 SCI 指标的今天,学术期刊之于评价的重要意义, 应该更清楚了。
第一, 学术期刊能为学术共同体评价(同行评议) 的专业性提供必要的支持。 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护都离不开学术期刊, 学术共同体的专业能力更需要学术期刊来体现, 只有通过专业期刊汇聚学术共同体最新和最优成果, 才能产生代表学术共同体的意志参与学术评价的代表, 评价结果才能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和信服。
第二, 学术期刊能为学术共同体评价的自律性提供必要的支持。 唯有自律, 方得公正。 能否体现自律性, 实际上取决于评价者的立场及其评价结果是否遵从了学术共同体的意志, 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交流、 学术批评、 学术评论表达民意和进行监督的平台对于评价的公正性至关重要, 而最合适的平台莫过于学术期刊。
第三, 学术期刊是构建学术话语权不可或缺的平台。 30年前引入 SCI 指标, 为的是中国学者能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声,但能发声不等于拥有话语权, 面对 SCI 的规则, 除了妥协,别无选择。 学术期刊的发稿标准实际上就是学术话语权最集中的体现, 故而拥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就成为构建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条件。 不能拥有国际公认的学术平台, 又谈何国际学术话语权?
仅从以上三方面, 就不难看出学术期刊之于科学评价体系建构的基础性作用。 其实, SCI 之所以权威, 靠的也是其搜罗的优质期刊。 当然, 中国是一个学术期刊大国, 并不缺
学术期刊, 但为何无助于科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这恰恰说明中国学术期刊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 结构、 布局不合理,多综合性期刊, 而少专业、 专题期刊, 更缺乏规模和体系,无法与学科发展配套。 第二, 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疏离, 职业化的编辑无法成为学术共同体成员, 学术共同体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平台。 第三, 既不能为学术评价提供专业性和自律性的基础保障, 也不能成为遏制学术不端的屏障。 第四, 缺乏国际竞争力, 也就无法为学术研究提供国际交流的平台。
所有这些问题, 都需要通过重建学术期刊体系来解决,通过重建, 使中国能够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化、 规模化、 体系化、 国际化的权威学术期刊集群, 若没有这样的学术期刊集群作为基础, 科学评价体系只能是空中楼阁。 因此, 学术期刊的体系重建, 是走向科学评价的逻辑起点。(作者系《南京大学学报》 原执行主编、 编审)